在福鼎，说起白茶，每个人都跟能讲上一段白茶的传说，每个人都说“白茶存老了能当药”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跟白茶有点关联。若是怀着钩沉之心或追忆之情来翻看福鼎白茶，便会发现它的历史，这么近，那么远。近到不过近十年才迅速发展，远到可追溯到上古时代。

　　清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由霞浦县划出望海、育仁、遥香、廉江四里设置福鼎县，属福宁府。但太姥山的蓝姑用茶救下麻疹患儿的传说已流传千年。上古时代尚无制茶法，蓝姑“制茶”运用的方法自然是生晒。这种生晒的茶叶被当地人认为是白茶的雏形。

　　对于白茶的起源，茶界存在不同的观点。茶按制作工艺划分为六大类是20世纪中期的事，在此之前的史书上出现的“白茶”是否为现今的白茶，无法确定。在福鼎，被援引最多的版本是“白茶”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唐朝陆羽的《茶经》七之事中，陆羽引摘《永嘉图经》：“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。”《永嘉图经》是隋唐时期的温州地方志，已经失传。茶学家陈椽在《茶业通史》中指出：永嘉县东三百里是海，是南三百里之误，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（唐为长溪县辖区），系白茶原产地。

　　另一个美丽的误会便是“宋徽宗爱白茶“，这个误会源于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关于白茶的叙述。其实这里的白茶并非当今的白茶，而是自然白化（变异）的茶叶，如安吉白茶、宁波白茶、天目湖白茶等，都是名为”白茶“的绿茶。最早记述白茶制法的是明代田艺蘅《煮泉小品》：“芽茶以火作者为次，生晒者为上……”，指出日光生晒的芽茶最佳。在明嘉靖版《福宁州志》卷三《贡办·常贡》载：“芽茶八十四斤十二两，价银十三两二钱二分一厘；叶茶六十一斤十一两，价银一两四钱七分九厘。”当时芽茶和叶茶的价格已经区别开来。

　　茶，发源于山野，从为民“解渴、解毒”所用到被赋予精神文化层面的内涵，从权贵阶层的产物到改变东西方政治格局，政治和贸易推动着茶叶的发展。明清两代实行海禁，但福鼎沙埕港和秦屿港地理位置特殊，海上交通便利，是当时沿海通番贸易的走私港口之一。据清朱正元的《穗建沿海图说》统计，“北起福鼎，南迄诏安，共31个口岸的商船寥寥无几，但沙埕港的商船还有1000艘，仅次于厦门港的1230艘，居第二位。”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鸦片战争以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落幕，福州正式开放。但开放之初，福建的进出口货物仍需由广州十三行代理出口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，闽东茶叶才得以直接从福州出口。

　　张天福老先生在《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》中写到：1891年，银针开始外销。当时福鼎有”白琳工夫红茶“出口，白茶常被茶商用于在撒于红茶的表面增加美感。1912年，茶商把红茶与白茶分装，白毫银针才作为单独的商品出口。1912-1916年为白茶外销的极盛时期。1917-1921年受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，销路一落千丈，直至1934年起白茶产销才开始逐渐好转。据《福鼎县志》记载，1937年白茶有少量的出口，”二、五大斗上等白毫银针，木箱封闭民船运输，由福州外运出口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宁德地区只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红茶。直至中苏关系恶化，红茶出口减少，白茶才开始恢复少量生产。1963年，福鼎茶厂白琳分厂运用热风萎凋槽技术生产白茶，获得成功，改变了原有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，提高了白茶产量。

　　在出口欧美的同时，白茶也销往港澳、东南亚。其中由粗壮老叶制成的寿眉，因物美价廉，成为当时粤港茶楼的“新宠”。如今在粤港茶楼，可能不少人仍不识白茶，但说寿眉大家都懂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白茶作为出口创汇的茶类，素有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美誉。在国内知名度低，许多人不识白茶为何种茶。作为白茶主要产区，福鼎也并非只产白茶，福鼎人做绿茶、做红茶、做白茶、做花茶，甚至做普洱茶，可以说“外面流行什么茶，这里就做什么茶”。至于福鼎每个人都和白茶有点关联，福鼎白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福鼎白茶广泛进入国内大众视线，那都是2007年之后的事了。